西方哲学怎么看待“一”的概念?

   日期:2021-07-11     作者:admin    浏览:115    
核心提示:就“哲学”这个词的最广意义来说,它可以在所有文明中找到。但是有一些文明,比方说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文明,那儿的哲学要发展得更系统一些。在这些文明中,哲学思想被付之于书写形

就“哲学”这个词的最广意义来说,它可以在所有文明中找到。但是有一些文明,比方说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文明,那儿的哲学要发展得更系统一些。在这些文明中,哲学思想被付之于书写形式。这样,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思想。有了书写形式,哲学家们就能用一种与那些基于口头语言的文明所不同的方式,来记录和交流他们的思想。写下来的东西,保存的时间会长久一些。人们有可能回过头去看看某些表述,以便提出一些问题,澄清其中的真意。分析和批评就这样以焕然一新的方式呈现出它们的可能性了。

西方哲学怎么看待“一”的概念?

一部哲学简史总要作一些选择。在本哲学史中,我们将从古希腊哲学家出发对直到今天为止的哲学进行追溯。总体上说,我们的选择所包括的范围,将是欧洲最中心地区的上层阶级男性——女性很少,下层阶级的人很少,文化边缘地区的人也很少。标准版本的历史就是这样。我们的任务将是去理解哲学家们说了什么,去发现他们传给我们的见解是否仍然有价值。我们的出发点将是希腊,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

西方哲学怎么看待“一”的概念?

在着手研究古希腊哲学之前,有必要先看一下这种哲学在其中问世的那个社会。我们只要强调一下这个社会的一些核心特征就够了:希腊城邦(希腊语:polis)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现在的国家形式很不一样。别的不说,它是一种小型社会,不管是就其人口规模而言,还是就其地理面积而言,它都很小。比方说,雅典的城市在公元前5世纪拥有的人口大约为30万。我们可以假定,这个数目中,大约10万人是奴隶。如果我们进一步减去妇女和儿童,剩下的是大约4万名自由民身份的雅典(男)人。[1]只有他们才拥有政治权利。

西方哲学怎么看待“一”的概念?

雅典城邦之间,常常在地理上被山丘和海洋隔离开来。构成一个城邦的,通常是城市本身再加上毗邻的地区。农业是重要的活动,连同工艺和贸易。从毗邻的地区到城里去,常常不超过一天的旅程。希腊城邦是一种紧密型共同体。这个事实对政治状况和政治理论都有影响。曾有一段时期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制,所有雅典自由民均可以参与。各种政治理想都带上人们之间休戚与共这种相同的特点:政治领域中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和谐、法治和自由。在雅典,自由的含义是在一个共同的法律之下团结生活。缺乏自由是指生活在一种无法无天的状况之中,或者说受暴君统治。解决问题的途径,被认为应该是在法治之下的和谐而自由的社会中公开和理性的争论。

和谐与秩序——既是自然中的,也是社会中的——的观念,可以笼统地说是希腊哲学中的根本性观念,从公元前5世纪的第一批哲学家到亚里士多德时期,都是这样。还可以进一步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中都有一个根本概念:“共同体中的人”,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也不是高悬在个人之上的普遍的法律或国家。比方说,人类并不被看作是具有“天赋权利”的;权利是与个人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或角色相联系的。道德的德性(希腊语:arete)首先不是被理解为按照某些普遍的道德规则生活,而是理解为符合作为一个人类的目的;也就是说,找到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在希腊城邦的框架中从事著述的:以奴隶制为例,这个制度对他们来说,就像雇主和雇员的制度对于我们来说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希腊城邦在政治上常常彼此独立,尽管在经济上它们依赖于一定程度的合作以确保得到自己无法提供的东西。这种情况与地理条件有关。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移民时期,在那以后城邦大为扩张。每个城市本身周围的地区常常相当贫瘠,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城邦所能承受的程度。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移民开始对毗邻的地区(比如意大利南部)进行殖民。贸易的发展导致了度量衡的标准化,并且开始铸造钱币。社会差别开始出现。原先是直接的物物交换,比方说羊皮换谷物,而现在则开始用羊皮换取钱币,但对钱币的确切价值,农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而且,如果一个人没有东西去交换,他可以借贷钱币去购买谷物:那时候已经有贷款和贷款的利息了,甚至用新的贷款来偿付原来的贷款。有些人发财致富,而其他许多人则债台高筑。在公元前7世纪,这些社会矛盾导致了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提出了经济正义的要求。通常是一个强人(希腊语:tyrannos)攫取政权以解决经济危机。但这些集权统治者常常成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暴君”——他们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这就引起政治上的不满。到了公元前6世纪,居民们开始要求法律和平等。雅典民主(公元前5世纪)的发展,部分是由这种不满所造成的。

泰勒斯

生平 我们关于第一批希腊哲学家及其学说的了解相当缺乏。我们所掌握的确切信息不多,他们的著作大部分已经散失。因此我们的介绍是以种种猜测和种种重构的努力作为基础的。我们确实知道的是:泰勒斯(Thales)公元前5世纪生活在希腊殖民地米利都,大概在公元前624年至前546年之间。这种说法的部分依据是希罗多德的这样一个说法:泰勒斯正确地预测了一次据认为发生在公元前585年的日食。其他一些传说告诉我们,泰勒斯曾经到过埃及,这在希腊人当中是不同寻常的。还有一种说法,说泰勒斯测量过一座金字塔的高度,其办法是在一天中当他影子的长度等于他身体长度的时候测量这座金字塔的影子。

说泰勒斯预测了一次日食,表明他懂天文学。这种知识可能来自巴比伦。据说泰勒斯还了解几何学这个由希腊人发展起来的数学分支。数学中存在着一些普遍假设,它们为希腊人提供了一个理论和理论性检验的概念:说数学陈述是真的,与说有关具体事件的陈述是真的大不一样。这为不借助于可感知证据进行的论辩和演绎推理打开了门户。据说泰勒斯还参加米利都的政治生活;他的几何知识和天文学知识有助于改进航运设施;他是最早用日晷精确报时的人;最后,据说他因为预见会有干旱而投机橄榄油发了财。

对泰勒斯的著述我们没有多少好说,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第一手资料。因此我们必须考察其他作者所说的关于他的东西。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说泰勒斯首创了一种寻求万物本原和归宿的哲学。亚里士多德还说泰勒斯相信这种本原或来源是水。但我们不太清楚泰勒斯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假如他真这样说过的话。在做了这个保留之后,我们来设法重构“泰勒斯的哲学”。

希腊哲学可以追溯到泰勒斯,他生活在伊奥尼亚的殖民地米利都,大约与梭伦同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也就是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雅典民主制失败之后。我们将对直到智者学派为止的希腊哲学的主要特征提供一个解释,重点放在变化的问题和多样性中的统一的问题。

据说泰勒斯声称“万物是水”。而且,据说哲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对于不那么了解哲学的一般读者来说,再没有比这句话更前景不妙的出发点了:“还有比这更胡说的吗?”但是,让我们先不对泰勒斯作仓促判断吧:说一个人居然会真的主张万物是水——比方说,主张这本书、这堵墙就和水龙头里的水一样是水,这是不合理的。那么,泰勒斯这话会有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开始诠释泰勒斯之前,先让我们回顾一些在阅读哲学时最好记住的事情:哲学的答案常常显得或者是不重要的,或者是没道理的。如果在一本哲学概论中我们一一研究不同的答案——比方说20到30个思想体系的不同答案——的话,哲学就可能既显得稀奇古怪,又显得不着边际。当然,要理解一个答案,我们必须知道它针对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必须知道,这个答案如果有理由或论据支持的话,那是些什么理由或论据。为了说明白些,我们可以做以下区分:当我们学习物理学的时候,我们不必经常地澄清有什么问题和论据在支撑着种种答案。学习物理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去熟悉构成该学科之基础的那些问题和论据。当学生们熟悉了这些问题和论据之后,他们就可以学习这些问题的答案了。这些就是教科书所介绍的答案。但是哲学不像这样。在哲学中,问题和论据各种各样。正因为如此,我们每次都要设法把握一位特定的哲学家所问的问题以及他或她用来支持这个或那个答案的论据。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将开始理解那些答案。

但是,在物理学中我们还知道能够怎样运用结果或答案。它们提供给我们以控制自然的某些方面(比方说,通过建造桥梁)的手段。但一个哲学的答案能派什么用场呢?当然,如果是一个政治理论的话,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用作一个改革社会的模型。但要说到我们能够“运用”一个哲学答案,就很少有那么简单了。一般来说,哲学答案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能够被“运用”,而在于它们可以使我们对事情理解得更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谈论的不同的答案会具有不同的蕴意。对哲学问题提供什么样的答案,是可以有实际影响的。比方说,一种政治理论将具有什么不同的蕴意,取决于我们是把个人还是社会当作最为重要的东西。因此,有必要意识到一种哲学答案会具有什么样的蕴意。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东西有四点:

1.问题

2.论据

3.答案

4.蕴意

其中最不重要的是答案,至少在如下意义上可以这么说:答案只有根据其他因素才是有意义的。

在这种意义上,听到泰勒斯坚持主张“万物是水”,我们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从字面上说,这种主张是荒谬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问题、论据和蕴意进行重构而设法猜测这个主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泰勒斯是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变化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是什么东西?多样性之中的统一性是什么?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相信:泰勒斯假定发生着变化,而在所有的变化中存在着一种不变的元素,因而成为宇宙的“积木”。这种“不变的元素”笼统地叫作“始基”(urstoff),也就是世界由以构成的“原料”(希腊语:arche,一译“原理”)。

泰勒斯,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看到许多事物产生于水、复归于水:水蒸发为气,水转变为冰;鱼儿在水中产生,又在水中消失,就像其他实体(盐、蜜)消解为水一样。此外,我们还看到水对于生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一些简单的观察,可能导致了泰勒斯断言水是一切变化和流转中的根本元素和不变元素。

这样一些问题和观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用现代的术语来说),泰勒斯想到的是水的两种状态:通常的液态的水和某种变态中的水——也就是说气态的水和固态的水,比如冰、蒸汽、鱼儿、泥土、树木——以及不处于水的原态的所有东西。因此,水的存在,部分是作为未曾分化的始基(普通的水),部分是作为分化了的物体(其他所有东西)。

这样,宇宙的构成和事物的转变可以被解释为一个永恒的循环——从水到其他物体、从其他物体又到水。这是对泰勒斯的一个诠释。做一些别的诠释也是可能的。

上面的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泰勒斯实际上先是明确表述问题,然后寻找论据,然后找到一个答案。我们用不着去确定哪个出现的时间最早。我们设法做的仅仅是在泰勒斯的哲学中试图重构出一种可能的融贯。但如果我们要坚持这种诠释的话,我们可以说以下的话:

1.泰勒斯追问什么是宇宙的最根本的建筑材料。实体(构成基础的东西)[2]代表的是变化中的不变元素和多样中的统一性。实体的问题后来成为希腊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

2.泰勒斯对变化如何发生的问题作出了一个间接的回答:始基(水)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变化的问题也成为希腊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泰勒斯的问题和论据既是哲学的,同样也是科学的。因此他既是一名哲学家,也是一名科学家。那么,与“哲学”相对而言的“科学”是什么呢?大致地说,哲学可以区别于四种其他活动:创造性写作、实验科学、形式科学和神学。不管一个哲学家与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可能有多么密切的联系,我们都可以说哲学在以下方面与众不同:与创造性的写作不同,哲学应该做出谈得上真假(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断定。哲学不像实验科学(如物理学和心理学)那样依赖于实验。与形式科学(比如逻辑学和数学)相反,哲学必须对它自己的预设(原则)进行反思,并设法对这些预设进行讨论并论证它们的合法性。与神学相反,哲学并没有固定的一套出于宗教的理由而无法放弃的预设(比如基于启示的教条),尽管哲学总是有某种预设的。

泰勒斯在一定程度上也把他的论证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就此而言,有理由称他为一名科学家。但既然他好像是在问包括整个自然界的问题,也就有理由称他为一名哲学家。希腊人在那时候几乎不分什么哲学和科学。这个区分产生于现代,而不是泰勒斯的时代。直到17世纪末,我们还发现牛顿把物理学说成是自然哲学(philosophia naturalis)。但是不管我们说泰勒斯是一位物理学家还是一位哲学家,在他的答案和他的论据之间显然是有一个不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答案对于那些论据来说是“太大”了。从我们提到的那些论据来说,泰勒斯所主张的要多于他有正当理由主张的。论据和主张之间的这种不一致,在最早一批希腊自然哲学家那里是普遍存在的。

即使我们要选择一种合理的诠释,据说是由泰勒斯所做的那些基本上正确的观察,也并不把他引向那个答案。但是泰勒斯的自然哲学的重要性仍然是极高的。如果万物都是各种形式的水,那么所发生、所变化的万物就必定都可以通过适用于水的规律得到说明。水无论如何都不是神秘的东西。它是可感知的、熟悉的,是我们看见、感知和使用的东西。水和它的各种活动方式是我们完全把握的。我们这时打交道的是可观察的现象。从事后来看,我们可以说这种哲学为科学研究铺平了道路:研究者可以设定水将如何活动的假说,然后看看这些假说是否成立。换句话说,从事后看,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研究是有基础的。

这意味着,每样事物,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可以为人类思想所理解的。具有革命性的正是这一观点。万物就像水一样也是可理解的。宇宙——哪怕是最远的角落,都是可以用人类思想来穿破的。用否定的语言来说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是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不可理解的神或魔都没有任何余地了。这是人类理智征服宇宙之旅的发令枪声。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称泰勒斯为第一个哲学家或科学家的缘故。随着他,思想从mythos进步到了logos,从神话思维进步到了逻辑思维。他打破了神话传统,也打破了与直接感觉印象的短视的联系。这当然是一种简化。从mythos到logos的转化,并不是在历史上某一时刻——也就是在古希腊哲学那里——所发生的一个不可逆转的事件。无论在历史中,还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神话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都是连续地交织在一起的,在许多方面,从mythos到logos的转换都是每个时代、每个人要不断重复面临的任务。而且,许多人主张神话不仅仅是一种必须被克服的所谓原始的思维形式,而且——如果正确地理解的话——代表了一种真正的理解形式。

当我们说泰勒斯是最早的科学家、说科学是由希腊人奠基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泰勒斯或其他古希腊哲人所掌握的彼此无关的事实要多于巴比伦或埃及的博学之士。关键是希腊人设法提出一个合理论证的概念,以及把理论理解为论证的媒介的概念:理论要求获得普遍真理,而这种真理在公共的检验中经得起相反论据的考验。他们所寻找的这种洞见不仅仅是一堆孤立的知识碎片,这些碎片常常在神话框架中也能找到。希腊人所要寻找的是受到普遍论证(就如毕达哥拉斯定理那里)支持的、范围广泛的、有条有理的理论。

我们将不对泰勒斯作更详细的讨论。有可能他并没有真正摆脱神话思维。他或许把水看作是活的,充满着神祇。而且,泰勒斯(据我们所知)并没有区别力和物质。自然(希腊语:physis)是自我运动和活生生的。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他也没有区别灵魂和物质。对于泰勒斯来说,自然可能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或许对应于我们的“存在”的概念。我们可以对泰勒斯的思考作这样的简单概括:

前提:变化是存在的。

1.问题:所有变化当中的不变的元素是什么?

2.论据:对水的观察。

3.答案:水是所有变化中的不变的元素。

4.蕴意:万物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曾提到,那个答案——“水是所有变化中的不变的元素”——并不能从那问题和论据中逻辑地得出。在这方面,在米利都的泰勒斯同时代之人提出了一个批评。

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

生平 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和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都是米利都人。阿那克西曼德大概生活在公元前610年到前546年之间,与泰勒斯同时代,但比他年轻一些。阿那克西米尼可能生活在大约公元前585年到前525年之间。被认为是阿那克西曼德写的著作只有一个残篇留下来,其他则都是别人——比如大约两百年以后的亚里士多德——所做的评论。阿那克西米尼只留下三份简短的残篇,其中一篇可能还是伪作。

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两人好像都是从泰勒斯的前提出发,并提出同样的问题。但是阿那克西曼德并不觉得有任何说服力很强的理由来主张水是不变的元素[始基]。如果水转变成土、土又转变成水,如果水转变成气、气又转变成水,等等,那就意味着任何事物都转变为任何事物,而说水或土或气或任何别的东西是始基,就成为一件逻辑上任意的事情了。阿那克西曼德针对泰勒斯的答案所提出的,或许就是这种类型的反对意见。

阿那克西曼德自己所选择的主张,是说始基是apeiron,不定者,它是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没有边界的。在这种意义上它避免了上面提到的反对意见。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阿那克西曼德似乎“损失”了某种东西:apeiron并不像水那样是可观察的东西。阿那克西曼德用某种非感性的东西来说明感性的现象、对象及其变化。从实验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损失。但这个反对意见可以说是一种年代倒错,因为阿那克西曼德并不试图提出一种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经验科学。对阿那克西曼德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找到一个反对泰勒斯的理论论据。在这个意义上,阿那克西曼德从字面上理解泰勒斯的普遍的、理论性的主张,恰恰是通过表明有可能与泰勒斯进行论辩而认定他为“第一位哲学家”。

米利都的第三位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西米尼,则关注泰勒斯的答案中的另一个弱点。水从自己的未分化的状态转变为它的种种分化的状态,这是怎么发生的?就我们所知,泰勒斯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阿那克西米尼断言,气是始基,它通过冷却而转变为水,又通过进一步的冷却而转变为冰和土。(从冰跳跃到其他固体,是早期希腊哲学家那里非常典型的由个别向一般的概括的一个例子。)气被加热的时候它就稀释了,变成了火。我们于是就有了某种关于转变的物理学理论。气的“聚集状态”是由温度和密度决定的。我们注意到,后来被称为四元素的四种实体,阿那克西米尼都提到了:土、气、火和水。

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被叫做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家。他们构成了第一代希腊哲学家。我们将看到,他们之后的哲学家们以一种逻辑的方式追随着他们的思想。

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和芝诺

生平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是离米利都不远的爱菲斯人。他生活在大约公元前500年,泰勒斯之后大约80年。流传至今的一些有关赫拉克利特的传说大概没有任何历史基础。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可以从现存的一些残篇中对赫拉克利特有大概的了解:他好像是一位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愤世嫉俗的隐居哲学家。因此,据说赫拉克利特曾声称多数人的意见和立场就像“儿戏”(残篇58;D:70[3])。那些不明事理的人,根据残篇2(D:34)所说,就像聋子,“人在场而又不在场”。此外,当他说“驴子宁愿要草料不要黄金”(残篇71;D:9)的时候,他所指的好像也是“大众”的判断。赫拉克利特不为人理解不一定是仅仅由于大众的判断不良。作为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被人送了个“晦涩者”的绰号;他常常用晦涩但意味深长的隐喻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米利都的自然哲学家们明确地设法远离神话的东西;而赫拉克利特相反则常常用近乎神话的形式表达思想。我们在米利都人那里所看到的对于科学的重视,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找不到。他也不像巴门尼德和爱利亚学派那样使用合乎逻辑的、明确定义的概念。赫拉克利特运用直觉和想象——他的言论就像是传神谕者的声音。赫拉克利特说(残篇33;D:93):“那位在德尔斐发神谶的大神不说话,也不掩饰,只是暗示。”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或许就是在指自己。据说赫拉克利特把他的著述保存在爱菲斯的阿特米斯神庙中。不管怎么样,他的著作有126个残篇被保存下来,加上13个可能是伪作的残篇。

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还提到其他的哲学家。哲学家不再是仅仅关注现象;他们也对其他哲学家就哲学话题所说的话表明自己的立场。一个哲学传统建立起来了,它包含着种种内部的争辩和评论。

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属于第二代希腊哲学家。第一位哲学家是泰勒斯,他“睁开双眼”,看见了自然(physis)。而围绕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不仅仅有自然界,而且有第一代哲学家们的种种理论。关于所有变化中的不变元素的内在对话,从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就开始了。但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开启了一场关于一些基本预设的争论。

我们说过,第一批自然哲学家假定发生着变化。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前提,一个预设。从这个预设出发,他们追问贯穿所有变化的不变的元素是什么。第二代哲学家似乎是对这个前提提出质问:变化存在着吗?他们把第一代的预设当作其反思的对象。对这个问题,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显然给出了两个截然对立的回答。赫拉克利特说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或流动之中;巴门尼德则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在变化的状态之中的!像前面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些答案初看起来也是毫无意义的,但这恰恰不是他们要说的。

声称万物毫无例外地都处于不变的流动状态之中,是一种逻辑上不可能的主张,因为如果语言要成为可能,我们就得指向对象、辨认对象才行(它们至少持续一段时间)。没有语言,我们就无法作出“万物都处于流动状态之中”的主张。但是,赫拉克利特实际上并不是说万物都处于流动状态之中。他说的是:

1.万物处于流动状态之中,[4]但是

2.变化是根据一种不变的规律(logos)发生的,[5]并且

3.这种规律包含了对立面的相互作用,[6]

4.但是这种对立面相互作用的方式,作为一个整体创造出了和谐。[7]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个例子来这样诠释赫拉克利特:万物都根据不同力量之间对立的规律而处于一个不变的流动状态之中。例如,一座房子是一个东西,一个处于流动状态之中的东西。但是在许多年间,在立的力量和破的力量之间,占上风的是立的力量。只要这种局面持续着,房屋就站立着。但是不同力量之间的平衡是不断变化的。有一天破的力量将占上风。房子将倒塌:重力和腐朽将征服相反的力量。换句话说,赫拉克利特并不是否认事物可以持续相当长时间。但在所有有生有灭的对象背后并支持着这些对象的基本原则是不同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这些力量之间的平衡是根据规律或logos而发生变化的。作为其基础的实体并不是始基,而是logos(逻各斯)。逻各斯是多样性中的隐蔽的统一性。

即使我们拥有的赫拉克利特的残篇要多于米利都学派,他仍然是比较难以诠释的,因为他是用诗一般的意象来说话的。比方说,赫拉克利特谈论火(希腊语:pyr)。他是像米利都学派一样谈论始基,还是把火这个词当作变化的比喻,喻为熊熊的烈火呢?两种诠释都有可能。

在某处,赫拉克利特说(残篇40;D:90):“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正像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如果我们把火理解为一种原始实体,那么有可能猜测在自然哲学和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作为贯穿于万物变化中的共同成分的始基的概念,与货币的概念相联系,作为货币的黄金是所有商品的共同的变换点,在这个点上不同的商品交织在一起,因为它们隶属于共同的标准。

赫拉克利特被人们诠释为替战争作辩护,因为他说(残篇83;D:53):“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如果做更小心的解读的话,这句话涉及赫拉克利特关于不同交替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那个一般命题:战争或冲突(希腊语:polemos)指的是这种宇宙论紧张关系;正是这种紧张关系构成了万物之“父”,也就是说,万物的基本原则。

赫拉克利特谈到,由于一团包容世界的火,世界每隔一定时间就消失和重新出现。这个日日更新的火和世界的循环,后来在斯多葛学派的著作中重新出现。

生平 巴门尼德(Parmenides)是赫拉克利特的同时代人,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哲学上很活跃。他住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爱利亚。据说巴门尼德在他的家乡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积极参加公共事务和政治事务,包括立法。巴门尼德写了一首几乎完整地流传下来的哲学诗篇。我们还拥有像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这样的第二手材料。

作为赫拉克利特的明显的对立面,巴门尼德并不是无条件地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处于变化状态之中的”。巴门尼德声称,变化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我们或许可以把他的论证作如下的重构:

A (i)凡所是[存在]的,是[存在]着。

    凡所不是[存在]的,不是[存在]。

  (ii)凡所是[存在]的,可以被思想。

    凡所不是[存在]的,无法被思想。

B 变化这个观念蕴含着某物的进入是[存在]的状态,以及某物不再具有是[存在]的状态;比方说,一个苹果从绿的变成红的。绿这种颜色消失了,变成“非是[非存在]”。这表明变化预设了非是[非存在],也就是无法被思想的东西。我们因此无法用思想来把握变化。因此,变化是逻辑上不可能的。

当然,巴门尼德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感官知觉到各种各样的变化。因此他提出了一个两难:理性说变化在逻辑上不可能,而我们的感觉则告诉我们变化是存在的。我们该怎么办?巴门尼德作为典型的希腊人,以理性的方式告诉我们必须相信理性:理性是正确的;我们的感觉在欺骗我们。

反对意见说,这是精神失常的说法。这种反对意见在巴门尼德在世时就已经有人提出了。据说,一个反对巴门尼德学说的人在有人提出这个主张的时候,站起来来回走动。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蕴意。到那时为止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像这样完全依赖于逻辑的思路,哪怕是他们的感觉的证据也无法动摇他们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巴门尼德是第一个理性主义者。[8]巴门尼德有意将其理性论辩进行到底,这意味着他是对逻辑推理的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的第一批人之一。

这样,巴门尼德在理性和感觉之间建立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分野。这种分野可以用下列图示加以表达:

换句话说,理性承认实在是静止的,是一个统一体。感觉仅仅告诉我们一个处于变化状态、具有多样性的非实在。这种分野,或二元论,[9]一再出现于一些希腊哲学家(比如柏拉图)中。但是与其他二元论者相比,巴门尼德对感觉和可感对象尤其忽视,以至于好像感觉所呈现的任何事物都被认为是缺乏实在性的。可感对象不是[存在]!如果对巴门尼德的这个诠释是正确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是一元论的一个代表:所是[存在]的,是一种类型的东西,而不是多种类型的东西,而这种实在只能通过理性被把握。

爱利亚的芝诺(Zeno from Elea)是巴门尼德的学生,他设法为巴门尼德关于变化是逻辑上不可能的学说进行辩护,其办法是表明相反的学说——认为变化是可能的——会导致逻辑悖论。芝诺设法用阿基里斯和乌龟的故事来表明这样一种悖论:

阿基里斯和乌龟在赛跑。他们同时出发(时间t0),但是乌龟的起跑点在空间上稍微靠前一些。假定阿基里斯跑的速度比乌龟的速度快50倍。当阿基里斯在时刻t1到达乌龟在t0起跑的地方时,乌龟已经又往前跑了阿基里斯在时间t0和时间t1之间跑完的距离的1/50。当阿基里斯在时间t2到达乌龟在t1到达的地点的时候,乌龟已经又往前爬了一段,相当于阿基里斯在t1与t2之间所跑的距离的1/50。如此等等。乌龟对于阿基里斯的领先距离在迅速减少,但每次阿基里斯到达乌龟在前一个时刻到达的那一点的时候,乌龟都总是已经稍稍领先了一点;因此,阿基里斯将永远也赶不上乌龟。[10]

据说巴门尼德与毕达哥拉斯有接触,后者的哲学立场接近于巴门尼德的理性主义。

居间的立场: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

生平 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可能生活在公元前492年到前432年。据信他曾经住在西西里的阿克拉加,并且据说在他的家乡参加为民主政府而进行的斗争。根据人们提到他的口吻来判断,他既是一位自然哲学家,也是一位先知。

我们拥有恩培多克勒著作的约150个残篇,再加上来自其他方面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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