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兴建，是毛泽东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亲自商定的。当时的机械工业部对于能否在三年内建成感到疑虑，而苏联专家则要求一定要如期完成，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此事，决定全国都来支持一汽建设。1953年6月9日，毛泽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指示》，这天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祥日。有全国人民的支援，壮志满腔的饶斌全身心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之中，他不仅是汽车厂长，也是建筑公司经理，工作强度很大，以至于回到家常常饭菜没有端上桌，人已酣然入梦。为掌握汽车工业制造技术和建筑技术，他虚心向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工人求教，成为能够推车送浆和操作机床、摘掉不懂汽车工业“白帽子”的领导干部。1956年7月14日，一汽总装线上开出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批解放牌载货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自己制造汽车的历史。1960年1月，饶斌奉调北京，担任机械部副部长兼六局（汽车轴承局）局长。1963年，他被下放到南京汽车制造厂，一个省部级干部在一个规格不高的厂里，甚至受到伙房炊事员的呵斥，但他认为这是好事，出行没有小轿车，走路或骑自行车，吃饭排队，看病付药费，这让他感觉“回到了群众中”。 1964年，中国经济形势好转，毛泽东说：“建设第二汽车厂是时候了。”筹建二汽的工作理所当然地又落到饶斌头上。项目选址确定在湖北十堰。此后，赶上文革，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造反派非要把饶斌揪回长春批斗，还让他跪在桌腿上，用胶管裹着钢丝抽打。这位在青年时期就就投身革命的老人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狠毒”？一番波折后，他侥幸脱身回到二汽基地，经过缜密思考，提出用“聚宝”的办法建设二汽，由全国的汽车和机械制造企业包建各个分厂，形成系统的现代化汽车制造企业。但二汽建设一直受到各种干扰。当时武汉军区司令和政委提出要把二汽建设为村落化、乡土化企业，搞“四边”企业，即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设备）、边生产。造反的技术人员还要搞“设计革命”，非要把一些减轻体力的设备和必要的厂房设备取消，以免工人变成“修正主义”，气得李先念副总理说：“不建这个厂不是更节约吗！”“质量第一”为了抵制对二汽建设的干扰，饶斌提出“质量第一”的要求，军代表马上责问，把林副主席（林彪）的四个第一摆在什么位置？饶斌软中带硬地说，这是毛主席批示的，不能批判。整个文革期间，政治走向一直阻挠着二汽的建设，和建设一汽相比，饶斌不仅呕心沥血地领导了二汽的基本建设和设备安装，还要用高度的政治智慧对应极左思潮的干扰。在一汽，他工作了7年，而在二汽，则一干就是16年。
